河南漯河首个分布式光伏发电工业屋顶项目完工

在中國，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

经济观察报：你不赞成 国情论？ 黄亚生：我知道中国很多人都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就不能或不应走？哈佛大学有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种理论叫后发者的优势。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正面上来讲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

1949年以前，中国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去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维持它们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第二，当时农村经济非常自由。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广东，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亿人，但工资却不可能增长这么快。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搞案例研究是很厉害的。

比如中国政府愿意去修路，就解释罗斯福也去修路，实际上罗斯福当时除了修路之外还有很多工作，美国现在的很多制度，比如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银行风险控制制度，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后发者为什么会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少走冤枉路。据美国商务部修正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年率后为下降5.7%，小于去年第四季度6.3%的降幅，经济学家认为，这表明美国经济在2007年底首陷衰退后已经触底。

新增一万多亿的消费额，要靠新的制度和政策把它促上去，前提是要在收入分配的政策上做很大的调整。上半年1-6月份发放七万亿元的贷款，下半年说是三万亿，全年不超过10万亿，去年是全年不超过5万亿，去年是12%的增长，平均是2元钱贷款换得一元钱的经济增长。2008年辜朝明出版了《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重点是总结日本长达15年衰退的基本经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于美国的震撼比我们中国人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和想像到的要大得多。

辜朝明先生认为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一个新型的，一种阴态下的危机。现在美国的GDP大约是14万亿美元，二三十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现在股市的规模、房地产的力量规模，也超过了互联网的力量规模。

我们的改革有一点像是黄河，我们在空中鸟瞰黄河，中国西高东低，所以大河东去，辛亥革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黄河九曲，但还是向东的。这些战略的设计、实施、推进倘若真正见效的话，五年或者更长时间能够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那不得了。2004年之后有一点温和的通货膨胀，到了2007年，通胀到了4.7，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4.8.为了控制通胀，从方便面、袋装奶、电价、煤价等都开始进行管制。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又将这条腿往前跨了。

那推手是什么呢？就是负利率。美联储3月份露出过一句话，说当前最理想的是负5的利率。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负债损失相对少，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巴马是认真的，这就构成了他的一个拉手。

负利率是对付我刚才说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解决零利率下没有人借钱的问题。他跑到美国一趟，回来写了一个游记，两点感触。

这之前我们是一套方针，之后我们变成另外一套方针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在于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始终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辜朝明说，在资产负债表危机下，企业的微观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负债最小化，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那场风波之后，实际情况是将前面的那条腿往回收，先站稳了。现在全球危机是全球失衡，消费和投资不成比例，美国人借钱中国人不花钱，其实中国内部的失衡也很严重。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政府借钱。农村的联产承包第一步，它是经济措施，左腿迈出去，然后人民公社取消，人民公社是农村基层的政治组织，第二步迈出去了。欧洲欧盟成立的时候，有一条财经纪律，要求各国的国债不能超过本国GDP的60%.中国现在是30%不到。

加入WTO后，改革开放继续上台阶，从引进资金、管理上升到成套引进规则，人家拉着你走。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自己走？我们希望近百年来受尽苦难的民族和国家这次能够真正走出去。

温度下来了提醒大家，穷人发一件坎肩、加件外套，注意保温别冻着。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价就是国内因素造成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多半是外来的，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大商品飞涨，如油价从十几美元一桶到了140美元，大商品的价格带进来的是输入型通胀，外部的因素占一半以上，内部因素不到一半。

但是这回遇到全球危机麻烦了，全球化受挫，停下来了，我们也就窝在这里了。我觉得在管制物价这个问题上，当时判断形势有所偏误。

前些年在气候的问题上，全球逐渐达成了共识，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显著影响到了大气的环流，已经开始显著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本来如果没有这场危机的话，那么2009年最大的事是第一次全球气候大会，大家要在气候问题上根据已经达到的共识制订出行动规则和行动方案，所以双重危机的到来要求人们找出办法来，同时对付两个危机。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的发展，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有的资产都已经开始证券化了。克服经济危机奥巴马有两手，一手是拉手，就是新能源战略，一个是推手，就是负利率。第二点感受，万一奥巴马厌倦了怎么办？因为奥巴马干的这些活太超常了，不是常人政治家能够承当的活，一个新产业的诞生不光是技术，还是许多制度的改变。

新能源战略的推出是一石三鸟，他要解决经济危机、气候能源危机，同时还要解决产业发展问题。对奥巴马真正的考验，是怎么走出这场危机。

某种程度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沉迷在一超独大的自满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十几年的时间美国沿袭着过去冷战的思维，到处找着自己新的敌人，曾经将中国看做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实际问题，我们对外部的情况和内部的情况，判断和拿捏是不是正确和准确？如果判断不是很准确，甚至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另一种做法是光着膀子烧火取暖，胸前一堆火，背后一堆火，房地产、股市不都是火嘛。对于这样两句话好像有共识，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欧元和美元是一个竞争的态势，这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两个失衡碰在一块，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对外部的失衡感觉不深，但是对自己的内部失衡已经有所感觉，所以在十七大前后就有很多好的提法提出来，像统筹兼顾、和谐发展、促进民生，就是已经有感觉了，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情了，但是还没有做多少，外部的全球危机就来了。很多学者的讨论都围绕这些，总体上的应对是应急短期为主。这两项政策给几亿农民的好处，按照2006年的情况计算是1200亿元，按照2008年的情况是2000亿元以上。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场危机，黑人当总统可能是20年以后的事。辜朝明在书中说，日本的衰退时期有三个重要的宏观现象，一个是经济增长低迷，长期在零增长上下徘徊。

我觉得这场危机结束了美国这种狂喜、迷失的状态，美国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我们知道现在的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美元的地位问题、美国的主导权问题、发展中国家扩大权力份额的问题等等，现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迄今为止还缺乏特别系统和透彻的议论。

危机爆发前后，是一个时间的临界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大弯子向北去了，我们走了弯路。